文明互鉴：『一带一路』倡议视域下的两汉文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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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报记者 刘玉慧 见习记者 周翔宇 李莎莎
两汉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历史源流，两千多年以来一直以其独特的价值内涵滋养着中华民族，也影响着世界文明的发展。在分论坛“文明互鉴：‘一带一路’倡议视域下的两汉文化”上，与会嘉宾各抒己见、畅所欲言，深入挖掘两汉文化的价值体系和精神力量，科学解读两汉文化在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、增进中华文明国际认同的时代价值和重要意义。
西北大学教授徐卫民：汉文明是研究中华文明的钥匙
当代文化中常常提到的“汉人”“汉族”“汉语”“汉字”，都以“汉”为指代符号，外国研究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学问，也称作“汉学”。博大精深的汉文明在中华文明发展中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，既有对先秦文明的继承，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，体现出多元性、包容性、和谐性、创造性的特点。
中华文明“多元一体”的文化理念，其渊源正是这片土地上人民对于某种文化的一致认同。两汉时期是中华文明发展的关键时期。汉代在继承秦代制度与理念的基础上，又为其注入了新的内涵，并影响了其后两千多年中华文明的发展。分析汉文明在中华文明发展中的地位与影响，成为我们研究中华文明独特性与复杂性的一把钥匙。
汉朝通过教化与礼法建立了适合中国小农经济的民族文化，影响了其后两千余年的中国文明。“汉民族”成为这片土地上的主体人群的民族认同，这一人群使用的文字被称为“汉字”。此外，汉文明对周边朝鲜、日本、越南等国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，在东亚地区形成了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“汉文化圈”。
华中师范大学教授、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赵国华：东汉文化在多个领域都有所创新
在汉代文化史上，东汉文化作为西汉文化的继承和发展，在经学、史学、子学、文艺、宗教诸领域，都有较为显著的改观。其中，东汉经学在今古文经学互绌互补中，有了钦定的理论诠释和标准的经典文本；经学教育分为官学和私学，太学规模持续扩大，私学遍地开花，进一步推动学术下移。
与西汉史学相比较，东汉史学更是异彩纷呈。从班彪的《史记后传》到荀悦的《汉纪》，历史编纂工作从未中断，更有班固的《汉书》和刘珍等的《东观汉记》，相继叙述了汉代四百年历史。东汉子学最突出的表现在于现实关照之下迸发的社会批判思潮。王充的《论衡》、王符的《潜夫论》等作为这一思潮的代表作品，或者揭露政治弊端，或者指斥主流意识形态，或者重视边疆危机，或者针砭社会习俗，都以敏锐和透彻的阐述，彰显独特的理论价值。东汉文学除散文之外，主要有辞赋和诗歌两种创作形式，都有较高的思想和艺术性。东汉书法从篆、隶到楷、草，四体兼备，使中国书法呈现新格局。还有，伴着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，汉朝域外的艺术样式纷纷传入中原地区，也为东汉文化的发展注入活力。
南开大学教授刘敏：张骞与汉武帝是丝绸之路的开拓先驱
汉武帝两次派张骞出使西域，开通了中原王朝与西域之间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，特别是商贸的交流之路，谱写了世界文明发展史的辉煌篇章，二人共同成为信史可查的丝绸之路的开拓先驱。
司马迁曾用“凿空”二字来形容张骞通西域，这两个字用得非常之妙。“凿”，确有“开”的意思，凸显出开通此路的艰难不易。而“空”，确有“通”和“孔”的意思，贴切地体现出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的丝路开拓之功和先驱者地位。
张骞是凿空西域的探险家，是开拓丝绸之路的先驱，他对汉朝乃至整个世界文明发展都有重大贡献和重要影响，但《史记》中没有张骞的传，这不是司马迁的疏忽或随意，而是他的书写手法，他把张骞事迹放在《大宛列传》中书写，弱化了张骞通西域的积极影响。
汉朝开拓丝绸之路也有其历史局限，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均没有达到初始目的，司马迁说他是“不得其要领”；汉武帝好大喜功，“狂恃”地征发大军沿丝路远伐大宛，致使海内虚耗户口减半。此外，张骞从西域带回中原的基本属于物质的，似乎少了思想和精神文化方面的东西。
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孙晓：徐州是汉文化发展的重要支点
在中华文化的历史上，就汉文化发展的历史空间与历史时间而言，徐州作为汉文化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支点，对汉文化早期雏形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。
汉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主体，是汉民族的民族符号，是多民族融合的产物。从夏商周三代到春秋战国时期，民族融合一直在中国的腹心地区进行。秦汉开创了大一统的局面，形成了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，而徐州作为九州之一，在汉民族融合过程中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。
其一，徐州是三皇文化的重要传承者，尧帝分封彭祖到徐州建立了大彭国。其二，徐州是夏文化的重要传承者，根据历史文献和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内容可知，大彭国立国长达800多年。夏启继位以后，曾命大彭国平定西河叛乱，少康时期，又封大彭国支族于豕韦，成立豕韦国。其三，徐州是商文化的重要传承者，商朝末年，武王伐纣，彭是“牧誓八国” 之一。春秋战国时，彭城属宋，后归楚。宋是商朝的后裔。其四，徐州地处中原文化、齐鲁文化、吴越文化、楚文化的交汇区，是汉文化演变历史上的重要支点，秦楚之际楚义帝熊心、西楚霸王项羽相继建都彭城，汉高祖刘邦的祖籍也在徐州。
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王嘉川：两汉历史文化对中国第一部史学理论著作有重要影响
唐代彭城史学家刘知幾撰写的《史通》，是中国古代唯一系统的史学理论著作，也是中国第一部史学理论著作，在此后中国古代乃至近现代史学发展进程中起到了重要推进作用。两汉历史文化对其全书的形成，有着尤为重要的整体性影响。
汉代历史文化，具体说来就是《白虎通》与“史通子”，最终决定了《史通》一书的得名与定名。对刘知幾撰写《史通》产生重要思想启迪的七部著作，其中有四部出自汉代。其中，《淮南子》对其直接影响在于“总括万殊，包吞千有”；《法言》对其影响在于“谈理”；《论衡》对其影响在于“徵据”；《风俗通》对其影响在于“博洽”。
刘知幾在出任史官以前，曾长期专研史学，并在十几岁研读史书以来，写下且积累了大量读书札记。其中，《汉书五行志错误》组织缜密、结构严整，共分四大类二十小类。从《史通》全书来看，这种专题分类的撰写方式，对《史通》分篇分类分题的撰写方式，提供了灵感和启发。
本报记者 孙博宇 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