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诚一带领我们进徐州
■往事 ◎冯克玉
1948年秋，济南、兖州、济宁相继解放后，原鲁中南区党委徐州市委（对外番号为鲁南军区陇海大队）书记韩去非调任济宁市委书记，空职由华诚一同志接替。
淮海战役发起前，华东局即派杨斯德同志到徐州市委协助华诚一同志，并率市委国军科长白良玉、副科长孙秉超一起到前线宋时轮兵团部策划起义事宜。市委铜山工作部长王新（即铜山县委书记）已率县直机关及各区干部向铜山逼近，恢复工作。
33集团军起义后进入解放区，稍事休整时，市委宣传部长文菲又赶去慰问，并研究起义后的通电，市委机关在临（薛）城解放后，由鲁南双河村进驻薛城西南西庄村。
市委继续向市内同志传达大鲁南区党委指示，并组织机关学习“约法七章”（华东军区布告）和入城守则（军管会布告）。
一天早上接到情报，说在距我们北面七八里路之遥有一个庄，来了一部分自称是徐州军管会的人，一番疑虑之后，我和情报科长郭宜庭同志前去探望并联系。
见到军管会刘平若、刘基干两位正副秘书长。相互自我介绍后，知道他们是奉华东局命令前来接管徐州的。
知道徐州市委已积累了许多材料，他们喜出望外，当时便决定派干部到市委机关，摘抄所需的情况。我们当时也请他们转发了一份情报给鲁中南军区（市委电台已由华诚一同志带去前方）。两个单位由此便有了来往。
次日晚饭后，刘基干副秘书长带一部大卡车到我们驻地，问我们是否跟他们一起进徐州，并说徐州可能没敌人了，到前方看看。适巧华诚一同志来信要我去贾汪（铜山县委驻地）找他，丁平同志（市委副书记在市内隐蔽）回机关汇报工作情况后，也急于回徐州传达区党委指示，故决定随车前进。
我和情报科长刘岱、丁平（当时没有公开他的身份）带通信员董绍义搭上军管会卡车直奔徐州。现在推算起来，这一天应是12月1日。我和刘岱计划到柳泉下车奔贾汪，丁平到茅村回他的家。
车上的六七个同志，把个避风的好位置让给了我们。刘基干同志在驾驶室指挥行军。汽车开着大灯，彻夜前进。“五省通衢”的大道，一路全是烂泥巴。大车轧过的车辙有深有浅，左边的车轮只能轧住一边的车辙，摇摇晃晃地颠簸前行，我们随着卡车忽上忽下忽左忽右地跳动。卡车不时悬空似的猛地颠上一下，再向前爬行。不得已的时候，刘基干从车上跳下来，踏着薄泥站在车前指挥，大灯照着他的白手套，向左，向右，向前，暂停……卡车就这样越过一个又一个艰难的路段。我们背靠着驾驶室，坐在背包上，默默前进。这一趟可省了不少的路程和时间。
一路平顺。村庄稀少，直到利国，天色已大亮，路上仍无行人。偶尔碰上一个难以回避的人，我们就急不可耐地在车上发问：“徐州解放了吗？”“徐州还有敌人吗？”得到的回答都是“不知道”。
卡车继续南行，迎面来了一个穿长袍的学生模样的青年，约有十六七岁，看到汽车并无异常，向着我们走来。人车相遇，我们就问：“徐州解放了吗？”“徐州还有敌人吗？”“没有了，都跑了!”答复得很干脆。车上的人躁动起来，有的站起来，有的抢着问：“你怎么知道的?”“这不，我刚从徐州来，还没到家。”卡车也停了下来，大家你一言我一语，和青年对起话来。
“上徐州的路怎么走？”刘基干从车上下来问。
青年指着前方：“向前走，向东拐，再向南就到大路了。”
“还有多远？”发问的就没有次序了。
“经过几个庄子？”又一个人问。
“到贾汪还有多远？”我发问了。
“到柳泉还有多远？”似乎我们找到了一个百事通，发出了一连串的问号。
不知是谁冒了一句：“给我们带个路吧。”
接着又有人说：“干脆跟我们走吧！”这提议获得了大家的一致同意。“我走了一夜，还没进家。”那青年表示不愿意去。但经过这一阵的对话，他对我们已经没有了戒备。他了解到我们是八路军，这对于一个纯洁的青年人来说，是最向往的革命队伍了。我们又是你一言我一语地动员他：“反正不能上学了，走吧，不行到了徐州再回来。”
车上的同志打个招呼伸着手：“来吧。”那青年也伸过手来，蹬着车胎一纵身爬上了车厢，车子继续向前进。
至于这位青年姓甚名谁？哪个村庄的？没有哪个同志和他攀谈。估计到徐州后，军管会会有许多具体的工作请他帮助。或许他就此参加了工作，当时军管会是很需要熟悉徐州道路与街道情况的人的。如果是这样，现在他也已是离休的年龄了。
汽车到柳泉，我和刘岱、董少仪下车与军管会人员分手。我们直奔贾汪，丁平同志仍然在车上继续前进去茅村。
上午10点左右，我们到达贾汪铜山县委驻地。找到华诚一同志，第一句便问他：“徐州解放了没有？”他回答说不知道，我们也疑惑了，离这么近他还不知道，难道是解放了一部分？西部尚未解放？接着有人说：“等王新回来（已出发到乡下），问问就知道了。”
接着我们向华诚一同志汇报了徐州军管会已进徐州的情况。
王新回来后，我们从他口中得知徐州已经解放了。“你怎么知道的？”“昨天徐州来人了吗？”希望得到他的进一步证实。
这就是确切的消息，我们长期在解放区的机关，除侦察所得情报外，更多的是依靠这样的手段取得情报，当时没有电话和先进的通信工具，有的就是不知疲倦的交通员和通讯员同志。
县委书记掌握的情况虽然比较全面，却也不是百事通。王新说：“不过荆山桥过不去了，被炸了，只有从茅村铁路桥过。”当时的茅村铁路桥也被国民党炸毁。
当天上午饭后，我们一行约十二三人一起随华诚一同志从贾汪向茅村进发。计划傍晚或夜间到达徐州。同行者有白良玉、刘岱和我，另有警卫员、交通员、通信员、饲养员。刘岱长期在敌占区潜伏，见过世面。他在铜山县委发现一块玻璃板没人用，如获至宝地带到徐州。
当天我绕道青山泉，去找韩仰岐不遇，晚上在茅村会合。因铁路桥不通，只好等次日继续走。
不牢河横在茅村村南，因天冷不好涉水，幸有一只小船靠在北岸。清晨时分无处找人，华诚一同志说了一声：“谁会撑船？”
白良玉在一边应声答道：“那还不是当玩的。”
白良玉撑船分两次把我们十余人摆到南岸，沿着车辙走，不需要问路。直奔北闸口，两个碉堡无精打采地立在那里。入坝子街，穿过大马路、淮海路（中正路），到达中山堂南门（大同街）台阶下，放下背包休息休息。华诚一同志直奔军管会。
我们一边找房子，一边观察周围。中山堂南门附近是大中华理发店的字号和静静的大巷口。
街面上冷冷清清，沿街的铺面、商店都关着，居民因为不了解情况也关着门。我们指着两边的房屋议论，被华诚一同志批评了一顿：“叫老百姓看到，影响不好。”
房子终于找到了，是中枢街的原国民党铜山县法院。黑色的铁皮包的双扇大门关得紧紧的，缝也没有，我们敲门的声音并不急促，足足有十几分钟没有任何回声，附近群众也出来证明说里面有人。连续敲打后，才有一位看守人懒洋洋慢吞吞地把门打开，问一句答一句，有些不耐烦。看到这种情形，白良玉厉声喝问：“有枪没有？都交出来！还有多少人？都出来集合登记。”那人接着便乖乖地把一些破旧枪支、几颗手榴弹以及看守所的手铐集中在院子里，然后慌慌忙忙找来扫把，领着我们一间间地查看房屋。
机关暂且住下了，次日，文菲、刘金鼎、陶力民、高原率机关全体同志进城会合，在军管会（新市委）领导下开始了新的工作。
(本文系徐州市政协原主席冯克玉同志遗作，由其家人提供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