民本，苏轼的精神之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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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/徐新民 统筹/张瑾
■编者按
在梦幻光影中与一千年前的徐州知州“对话”,3月30日，大型湖岛实景演出《彭城风华》在云龙湖华丽亮相，让游人在诗情画境中，重温苏轼在徐州的历史。
自古以来，富有才情的苏轼拥趸众多，除了他才高八斗的文采，徐州市苏轼文化研究会特约研究员徐新民认为，苏轼文化的精神之“魂”，在于他的民本思想。
今年89岁的徐新民退休前是徐州市教育局教研室特级教师，75岁投身苏轼文化研究，迄今已出版和结集多部苏轼论著。近日他又撰新文，与读者分享他对苏轼民本思想的阐释。
苏轼是中国的，也是世界的
在世人心中，苏轼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大文豪，是继欧阳修之后的宋代文坛领袖，是唐宋八大家之一，但却往往淡化甚至忽视了他在政治上的民本理论和民本实践。
其实，他的民本理论和民本实践是中国民本思想及其实践的集大成者，代表着中国人民几千年来为之奋斗的梦想，其价值不亚于他的文学价值。最值得一提的是，他提出了“民主君从”的思想。
宋嘉祐六年（1061年），26岁的苏轼在宋仁宗亲自主持的选拔国家高级干部的“应制科考试”中提出：“天下者非君有也，天下使君主之”。这是苏轼民本思想的经典代表之言。意思是：天下是人民的，而不是君主的。君主是人民让他来为人民办事的。苏轼还在《策断》中提出人民对于国家“实执存亡之权”。
在“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；率土之滨，莫非王臣”的中国封建社会里，敢当着皇帝的面提出这样观点，可谓大智、大仁、大勇，难能可贵。宋仁宗不仅没有责怪苏轼，反而回到后宫对曹皇后夸赞说：“今又为吾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也。”这说明在宋仁宗眼中，苏轼是具备当宰相条件的。
宋嘉祐二年（1057年）苏轼22岁时，在参加科举考试期间撰写的《策略五》中警告仁宗皇帝表面上“安如太山”，实际上却“危而为累卵”，稍有风吹草动，累卵就会坍塌。宋熙宁四年（1070年）苏轼36岁时，在《上神宗皇帝书》中，连用三个比喻：“人心之于人主也，如木之有根，灯之有膏，鱼之有水。木无根则槁，灯无膏则灭，鱼无水则死……人主失人心则亡。”他还在许多奏状中大胆直言，实事求是，为民请命，表现出苏轼是一个无私无畏的“民本主义者”。
国学大师王国维在《人间词话》中评价苏轼：“三代以下诗人，无过屈子、渊明、子美、子瞻者。此四子者，若无文学之天才，其人格亦自足千古。”子瞻者，就是苏轼。
苏轼是继李白、杜甫之后成就最大、影响最深远的百科全书式的大文豪。清代人编选的《古文观止》收自东周至明代的文章222篇，大都是中国古代文化宝藏中一篇篇璀璨夺目、百读不厌的瑰宝，其中苏轼一人就被选入17篇。苏东坡名传天下，至今不衰。
2000年法国《世界报》在庆祝新千年到来之际，评选了在公元1000年前后生活过的12位贡献突出、出类拔萃的重要人物为“千年英雄”，苏轼是唯一入选的中国人。
苏轼，不仅是中国的，而且是世界的；不仅在古代，而且在当代也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。
坚守民本主义，情系百姓
苏轼的一生，成果累累，从创作数量看，共73卷4800多篇文章，2700多首诗、300多首词，200多万字；从内容上看，批判王安石变法、上书皇帝奏状、史论、策问、序文、书信等，大都是为民请命的讽谏和访贫问苦的调查报告。
苏轼的政治命运与王安石变法密不可分，这是评价苏轼无法绕开的问题。他一生五次在朝，三请外放，三次被贬，主动放弃在朝晋升高官乃至宰相的机会。他的一系列奏折和文论、史评与宋神宗支持的王安石新法都是针锋相对的。
宋仁宗主持科考时，就在曹皇后跟前夸赞过苏轼兄弟，苏轼的“靠山”可谓够高够大。另外，曹太后（宋英宗皇后）、高太后（宋仁宗皇后），司马光、欧阳修、张方平等老臣，都是苏轼的“靠山”。可是苏轼就是不靠，他为坚持自己，三次主动自请外放。
王安石原来是非常欣赏苏轼才干的，很想把他拉进变法队伍，可是苏轼在宋熙宁二年（1069年）从眉山守灵结束回到京城后，却旗帜鲜明地站在新旧两派斗争的风口浪尖上，连奏《上神宗皇帝书》，批判王安石新法。
苏轼明明知道宋神宗是支持王安石新法的，如果他能顺水推舟，支持变法，一定能够平步青云，官运亨通。可是他没有放弃谏言，因而遭到王安石的嫉恨和打压，多次阻止神宗“启用”苏轼：一是明升暗降，把苏轼调离朝中，担任开封府推官；二是抵制神宗重用苏轼。
神宗欣赏苏轼的才华，拟用苏轼编修《中书条例》，王安石反对说：“轼与臣素有歧异，不宜担当此任。”神宗又提出任用苏轼修《起居注》，这一职位是最接近皇帝的侍从近臣。王安石再次阻止。苏轼无奈，于宋熙宁四年（1071年），第一次要求外放，被派到杭州做一名地方从官——通判。
史实证明，王安石是一位激进的“聚敛民财”的君本主义者。据《宋史》和《文献通考》记载：变法前，宋景德年间，国家年税收为682多万石；变法后，宋熙宁十年（1077年）剧增到5210万石，增长了近8倍，户部经费可支用20年。各州县地方收入逐层加码，一年的地方税，地方政府可用24年。但百姓生活不仅没有同步提高，反而更加贫困。有关史料和苏轼在奏折中提供的事实及其数据是触目惊心的。
宋熙宁年间，“两浙饥疫，人死大半”“杭州死五十余万，苏州死三十余万”，苏轼在调任扬州给朝廷的奏状说：臣顷知杭州，又知颍州，今知扬州，亲见两浙、京西、淮南三路之民，皆为积欠所压，死亡过半，每州催欠吏卒不下500人。苏轼估计，普天之下就有“20余万虎狼”。连王安石后来在变法失败后也承认：“富国已报君恩，民贫或愧黎庶。”
后来，苏轼贬至黄州还愤愤不平地为陈季常画的《朱陈村嫁娶图》题诗二首，揭露变法中真实情况，其中一首写到：“我是朱陈旧使君，劝农曾入杏花村；而今风物那堪画，县吏催租夜打门。”
秉性善良，留下民本『丰碑』
宋元丰二年（1079年）三月，苏轼从徐州移知湖州。以变法派李定为首的御史台，摘引苏轼《谢上表》和其他诗文中的只言片语，污其“污蔑朝廷，有可废之罪”。苏轼因此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，有职无权，史称“乌台诗案”，致使他在政治上跌入谷底。
宋元丰八年（1085年）四月，神宗逝世，哲宗赵煦年仅10岁，高太后临朝听政，启用司马光为宰相，苏轼获得平反，诏回朝中，官居三品。
此时，司马光主张尽废王安石新法，而苏轼却主张保留王安石《雇役法》中的合理部分。他的主张遭到新旧两派势力的夹攻，无可奈何，苏轼第二次提出外放，以三品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出任杭州知州。
宋元祐六年（1091年），在太皇太后高氏的支持下，他第三次回到京城，步入朝堂。但他看不惯朝中明争暗斗、相互倾轧的局面，哲宗继位后对苏轼也心怀不满。宋元祐八年（1093年），苏轼第三次提出外放，被派往北部边陲定州。
苏轼一生深受儒、释、道文化的熏陶，汲取并融合了三家思想的精华，既无害人之心，更无防人之意。难能可贵的是，苏轼秉性善良，“吾上可陪玉皇大帝，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，眼前见天下无一不好人”。
苏轼在坚守民本上有别于其他民本主义者的最大不同点是：其他民本主义者多论述，少实践，苏轼的突出特点是，不仅论述多，而且实践更多。
他一生除了五次在朝，大部分都在地方民间，先后任八州知州，三州地方从官、三次被贬，但却为百姓留下一座座民本“丰碑”：
在凤翔，修订衙前役，使“衙前之害减半”；
在开封，《谏买浙灯状》获准，阻止了许多商贩的破产；
在杭州，疏浚西湖，连上十二道奏状乞赈浙西灾民，家家户户为苏轼立“生祠”；
在密州，奏请免除民间个体盐户纳税，救百姓于水火之中；
在徐州，抗洪治水、白土寻煤、利国冶铁，石潭祈雨谢雨，竖起代表他一生最高功业的“黄楼丰碑”，成为古代徐州最受人民喜爱的“老知州”；
在黄州，筹建禁止溺死女婴的“救儿会”，挽救了无数女婴的生命；
在登州，仅五天上奏《乞罢登莱榷盐状》，朝廷采纳了他的意见，留下了“五日登州府，千载苏公祠”的历史佳话；
在颍州，阻建“八丈沟”，避免了贻害无穷、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；
在扬州，取缔“万花会”，上书朝廷免除百姓“积欠”，堵塞官吏借此机会勒索百姓的渠道；
在定州，强兵、丰财、择吏、兴教、推广水稻，造福一方；在惠州，为了建造“两桥一堤”，资金不够，他捐出朝廷早年赠给他的一条“犀带”；
在儋州，作为“罪臣”，遭受种种刁难、折磨，面临生死，却竭尽生命余力，指凿双井，传播中原文化，培养地方人才，直至大赦北归，还赋诗表示“九死南荒吾不恨，兹游奇绝冠平生。”
苏轼当年留下的许多遗迹，百姓爱护备至，千百年间，毁了又修，从未间断。可以说，在古代先贤中留下遗迹最多的，是苏轼。
宁为民碎，唯大英雄本色
民本主义是苏轼文化之灵魂。2008年徐州市苏轼文化研究会成立，根据徐州苏轼文化研究者孟昭全先生的建议，徐州市创建“利国苏轼文化名镇”，建了一座“苏轼文化名镇牌坊”，邀请我撰写楹联，概括苏轼宦海沉浮的一生，体现苏轼精神。笔者应约“编凑”而成，也是对苏轼精神的评价——
宁为民碎，唯大英雄能本色；不为官全，是真名士自风流。
如今，这副对联被红木雕刻，悬挂在徐州市苏轼研究会办公地点的东坡会馆大门抱柱上。徐州苏轼研究者谭敦容先生这样评论：“‘大英雄’未必是‘真名士’，‘真名士’未必是‘大英雄’，而苏轼两者得兼，融为一体，一以贯之，至死不渝。这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向往的、追求的人物，这副楹联从功业上、人格上、人性上，很好地概括了苏轼的精神。”
苏轼一生历经北宋仁宗、英宗、神宗、哲宗、徽宗五个皇帝，始终情系民生。唐宋八大家中，苏家父子苏洵、苏轼、苏辙独占其三，文耀后世。
徐州有幸与苏轼结下千年之缘，并在当下珍视苏轼留下的物质与精神文化遗产，令吾辈徐州人感到欣慰。